西晋八王之乱...齐王司马囧..."囧"字怎样读."囧"字怎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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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 【拼音】：[jiǒng]
　　八王之乱,顾名思义是西晋的八个宗王为争夺国家最高统治权而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公元291年到306年前后历经十六年.但八王之乱并不单纯是战场上的厮杀,它还包括朝廷中的勾心斗角和宫廷中的血腥阴谋.而这一系列的事件均是环环相扣的,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也必能究其因
　　赵王伦的篡位破坏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使西晋皇统由武帝一系转移到宣帝系,剥夺了皇子诸王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于是这些原本督镇各地的宗王,怀着不同的目的参与到内战中,从此战乱规模不断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
　　自赵王伦废晋惠帝称帝开始,西晋政坛进入最混乱的一段时期,先后出现几个宗王交替执政的局面.先是,永宁元年三月,出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伐赵王伦,他得到镇邺的成都王颖和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的响应,号称“三王起义”.
　　那么为何由齐王冏带头起兵及为何是这三王联合呢,这其中也是大有文章的.前面提到宗室王与皇子王是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仅限于争夺权力的过程中,赵王伦以宗室王的身份称帝后,与宗室王的合作关系即转变为矛盾,他这一举动势必引起两派宗王的共同声讨.齐王冏是武帝弟齐王攸之子,在血缘上属于武帝系,但因攸过继给司马师,在统属上他又属宗室王.这种两属的身份使他易于被两方接受,此外冏父攸生前为朝望之所在,这也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好感.而武帝诸子中实力最强的成都王颖原本最有资格起兵伐伦,但因为血缘太近,贸然当带头大哥容易使人生出夺位的怀疑.河间王颙参与其中则是他见风使舵的结果.他原本是支持赵王伦的,在起兵之前他还把齐王冏派来的使者抓去送给赵王伦,并要派兵救伦,但后来看到冏、颖“兵盛”才临时改变主意.
　　当三王大军浩浩荡荡的向洛阳进军时,洛阳城中司马伦的亲信、禁军将领王舆也倒戈反伦,他杀掉司马伦,迎惠帝复辟.齐王冏入洛,声势颇为浩大,据史书记载：“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惠帝拜冏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加九赐这一作为人臣的最高荣誉,以表彰他的救主之功.成都王颖为避威主之嫌,以母疾归藩,返回督区邺城.于是齐王冏“众望所归”地留洛辅政.
　　齐王冏上台得益于他两属的身份,同样他的败灭也源于此.执政之后他仍与宗室王交往密切,对此皇子王必心存怀疑,因此冏执政的地位并不稳固.成都王颖返回邺城也并不代表他无心争权.返邺之前,长沙王乂就曾对他说：“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已经透露出反冏的杀机.执政后齐王冏的自大则加速了他们行动的步伐.齐王冏沉湎于酒色,坐拜百官,选举不均,惟宠亲昵,并且他欲久专大权,立年仅8岁的清河王司马覃为太子,这引起有皇位继承资格的司马颖和长沙王司马乂的强烈不满. 河间王颙在“三王起义”中就与齐王冏存有过节,一直害怕冏坐大后对己不利,也想除掉他.此时他再次使出见风使舵的本领,投靠成都王颖,上表请废冏还第,以颖为宰辅,并发布檄文,使司马乂讨冏.其实他也是有私心的：他以乂弱冏强,希望乂为冏所擒,然后以乂为辞,宣告四方,共讨之,因废帝立颖,己为宰相,专制天下.但事态并未按照河间王颙的计划发展.太安元年（302）十二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分别从关中、冀州起兵讨冏,但洛阳城中的司马乂率先入宫攻打司马冏,并最终擒杀了他.战事还未开打就已结束.由于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都不愿离开自己的根据地,他们分别返回关中、邺城,而长沙王乂则继续留在洛阳辅政.虽然长沙王乂为武帝第六子,于颖为长,但毕竟实力不如颖,因此他事无巨细“皆就邺咨之”.于是形成了长沙王乂居洛阳执政,成都王颖在邺城遥加控制的局面.至此皇子王经历长期的压抑后,终于居于主导地位.
　　长沙王乂和成都王颖,是当时仅存的武帝五子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由他们二人来辅助惠帝似乎可以确保武帝系皇统的不坠.但宗室王却也不甘心就此退出争夺,宗室王的代表河间王颙再次使出挑拨离间的手段.颙是宣帝弟安平王司马孚的孙子,长期都督重镇关中.关中地区历来是战略要地,西晋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督将的人选自然非常重视,武帝之世就有“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的规定,司马颙能以宗室王的身份长期督镇于此,说明他是实力派的宗王.但宗室王的身份也制约了他进一步的权力追求,要想有所作为只得依附于皇子诸王,但寄人篱下,难免不快,于是他就靠挑拨政治对手间的矛盾来寻求机会.
　　前面提到他曾想利用长沙王乂来扶正成都王颖,以便自己能登上高位,但没能成功.此时二王当政,他再次动起了心眼.司马颖掌权后“恃功骄奢,百度废弛,甚于冏时”,“方恣其欲,而惮长沙王乂在内”,这一切都被司马颙看在眼里.他以立司马颖为皇太弟为诱饵,唆使颖举兵反乂,颖果然中计.太安二年（303）八月,借口司马乂“论功不平”,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同时发动对洛阳的攻势.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七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则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鼓声闻数百里,司马乂能指挥的洛阳军队则不下数万人,这是八王之乱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结.
　　首先到达洛阳的是张方,长沙王乂拥着惠帝在洛阳以西的十三里桥巡视,九月,他们派皇甫商在宜阳阻击张方.张方趁皇甫商立足未稳之际,突然发兵进行突袭,皇甫商接战不及,大败而归.但张方并未罢休,他趁势冲入洛阳城中,烧毁清明、开阳二门,死者数以万计.此时司马颖的大将牵秀也逼近洛阳,但初一接战即被长沙王乂击败于缑氏.随后石超带领牵秀再次进逼缑氏,但牵秀又一次被打败.
　　十月,司马颖使陆机率领马咸进攻建春门.司马乂的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机军大败,赴七里涧,“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大将贾崇等十六人被杀,”石超也被迫遁去.陆机的这次失利也直接导致了他的被杀.陆机,江南人,家世显赫,其祖陆逊、其父陆抗均为东吴大将,他和弟弟陆云则以文学显于当世,他们也留下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但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之后,作为江南大姓的陆氏在中央就倍受歧视,陆机、陆云兄弟背负着重振家族雄风的目的北上,投入成都王颖的府中.陆机被任命为这次进攻洛阳的统帅,但这并不能使他的处境改变多少,司马颖的部将就曾当面呼之为“貉奴”,对他进行侮辱.建春门战败之后,顿时流言满天飞,牵秀、王阐、郝昌、公师籓都称陆机有二心于长沙王乂,将要谋反.三人成虎,成都王颖经不住众人的蛊惑,收杀了陆机、陆云兄弟.
　　司马乂又奉惠帝进攻张方,张方的军队远远望见皇帝的乘舆,非常惊恐,皆退走,张方也无法阻止,遂大败,死亡五千余人.随后张方退屯十三里桥,众人非常恐惧,都想趁着夜色逃跑,张方却不以为然：“胜负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败为成.今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于是“夜潜进,逼洛城七里,筑垒数重,外引廪谷以足军食.乂既战胜,以为方不足忧.闻方垒成,引兵攻之,”遭到失败.
　　此时双方进入僵持阶段,谁都无法击败对方,在洛阳的朝臣们以乂、颖为兄弟,“可辞说而释”,于是派中书令王衍前往游说,但二人都不同意首先撤兵.和解不成,战事再起,颖进兵逼京师,张方挖断千金堨,导致洛阳的水碓（利用水利的舂米工具）都干涸无法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司马乂命令“王公奴婢手舂给兵,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公私穷踧,”米达到一石万钱的高价,洛阳城内出现了粮荒.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长沙王乂仍与司马颖大战不已,并屡屡获胜,前后斩获六、七万人,张方也非常泄气,“以为洛阳未可克,欲还长安”.但因兵力悬殊,洛阳一直处于包围之中,重压之下洛阳内部发生分裂.司空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将领把司马乂囚禁在金墉城,向外军求和.于是城门大开,司马颖和张方的军队入城,但司马乂的军队“见外兵不盛,悔之,更谋劫出乂以拒颖.越惧,欲杀乂以绝众心.”但为防引起众怒,他决定借刀杀人,派人偷偷告知张方关押司马乂的地点所在,张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报仇的机会,把乂抓来,用火把他活活烤死,“乂冤痛之声达于左右,方军士亦为之流涕”.在争权的八个宗王当中,司马乂是比较有才能的,他的被杀也表明西晋大局已无望了.
　　获胜者的权势如愿以偿的得到加强,河间王颙被拜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司马颖则以丞相之职控制朝政,随后又被立为皇太弟,正式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他仍回到根据地邺城,政治中心也因此转移到邺城.投诚的司马越则被任为尚书令,留在洛阳主持日常事务.
　　司马颖执政后,任用宦官,政治黑暗,大失人心.对此在洛阳的司马越也是极为不满,司马越之所以不满还因为以他为首的洛阳朝廷已被司马颖架空,只是徒有虚名的摆设.此外对司马颖不满的还有中央禁军.为加强对洛阳的控制,司马颖决定清除殿中禁军势力,他“谴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此外颖还以亲信控制宫省,用来监视惠帝,同时司马越及朝臣,也被完全掌控在手中.这两派受压制的势力都有消灭司马颖的主观愿望,但仅凭一派的力量很难实现这一目的.颖远在邺城,以宿卫宫省为职责的禁军师出无名,朝臣固然可利用司马颖的无君犯上制造出军理由,但又苦于无兵可用.而二者联合则可优势互补,何况他们还有惠帝可以利用.
　　永兴元年（304）七月,司马越与右卫将军陈眕统率洛阳的禁军,拥戴惠帝讨伐司马颖.皇帝亲征,影响自然巨大,司马越又向各地发布檄文,“赴者云集”,到达安阳时,兵力已经达到十余万人.听到这一消息,邺中大怖,人心思动,并且司马颖内部对于是否接战也是意见不一.东安王繇建议：“天子亲征,宜罢甲缟素,出迎请罪”,这显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但司马颖决意应战.司马越一方,此时陈眕的两个弟弟从邺城逃回,宣称邺城内人心涣散,军民都已经逃散,于是王师不复戒备.两军在荡阴接战,司马颖大将石超率军突然进攻,越军疏于防备,阵形大乱,石超趁势猛攻,万箭齐发,“矢及乘舆,百官分散,帝伤颊,中三矢,亡六玺”.越军惨败,惠帝被俘入邺,司马越则逃往自己的封国.
　　东海王越虽然在此前的争斗中一直未闻其名,但他的实力不可小觑.他是宣帝弟东武城侯司马馗的孙子,司马馗临终只以侯爵就封,说明他也没什么威望,但越的父亲高密王司马泰的影响力就已经很大了.惠帝初年,贾后诛楚王玮时,他原本准备施以援手,但经部下劝告,选择了按兵不动,这无疑是对贾后极大的支持.因为对于处置楚王玮,贾后并无十足的把握.其时司马玮掌握禁军,其兄弟诸王大都督抚重镇,实力强大,如果司马泰中途救援,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无疑会给贾后带来灭顶之灾.但司马泰适时地选择了中立,贾后趁机用皇权强大的威慑力迅速解决掉惊慌失措的司马玮,并诬之以“矫诏”,这样武帝系诸王也无衅可寻,贾后顺利地独掌朝政.从此司马泰官运亨通,先后任太尉、守尚书令、宗师,成为贾后执政时宗王中实力最强的.就在此时,司马泰逐步把自己的四个儿子引入政坛,长子司马越一直任职中央,成为朝臣的代表,腾、略、模三子则分别督镇地方,成为握有实权的地方实力派,并且四人在历次斗争中互通声气、互相支援,所以在视宗王生命为草芥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实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提升.
　　司马越逃回封国就是他要反扑的信号.同月,越的亲信幽州刺史王浚与越弟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合鲜卑、乌桓族人进攻邺城.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仍保留着原来的部落兵制,战斗力惊人,司马颖很快被打败,据史书记载：“邺中大惊,百僚奔走,士庶分散”.亲信卢志劝颖赶快奉惠帝返回洛阳,但颖的母亲程太妃留恋邺城的安逸不肯离开,耽搁了宝贵的时间,最终颖与惠帝虽乘牛车仓皇上路,但身边的军队早已所剩无几.出发时过于仓促,随行人员甚至来不及准备途中的食物,惠帝面临着饿肚子的境遇.幸好侍中黄门在背囊中夹带着三千吊的私钱,帝“诏贷之”,皇帝向臣下借钱买饭吃,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吧.宫人拿来一点粗米饭和“燥蒜盐豉（一种咸菜）以进帝,帝啖之.”行进到获嘉时,宫人买来粗米饭,“盛以瓦盆”以进帝,景象颇为凄凉.途中经过司马皇室的老家温县,惠帝前往拜祭祖陵,但丢了一只鞋,只得从随从那借来一只.跪在祖陵之前,数日的委屈心酸一并涌上心头,被人称为白痴的惠帝放声大哭,“左右唏嘘”.
　　历经磨难,惠帝和司马颖终于抵达首都洛阳,但他们的“霉运”并没有结束.早在荡阴之战时,河间王颙派张方进攻洛阳,以便支援司马颖,但没想到司马越很快失败并逃走,这使洛阳形成政治真空,于是张方趁机占领洛阳.而司马颖与惠帝到达洛阳之后随即被张方控制.司马颙费尽心机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当然不会放过.十一月,他命令张方裹挟惠帝及司马颖等迁都长安,这样他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优势.不久,司马颙废司马颖改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实际上掌控了朝政.西晋又进入河间王颙短暂专政的时期.
　　此时司马越正在徐州休养生息,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就实力对比来看,越明显要强于司马颙：其弟高密王略都督青州,东赢公腾坐镇并州,平昌公司马模取代司马颖占据冀州,司马越从弟范阳王司马虓都督重镇豫州,再加上控制北藩的王浚的支持,司马越实际上已成为关东地区的霸主；而司马颙仅据西北一隅,军事实力明显处于下风,且其军队大都掌握在张方手中.
　　永兴二年（305）七月,司马越在山东起兵,打出迎惠帝返洛的旗号,进攻关中.司马颙急忙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抵抗,他甚至再次启用被废的司马颖.但山东军节节胜利,在司马越强大的军事重压之下,颙的心里防线彻底崩溃.司马越派出说客,告诉司马颙只要杀掉张方即可停止进军,颙信以为真,但司马越背信弃义,继续进军,司马颖、司马颙只得成为待宰的羔羊,相继被杀.光熙元年（306）五月,惠帝返回洛阳,司马越开始执政,“八王之乱”也就此结束.
　　在这次动乱中,诸王为填补皇权留下的空缺,纷争不已,却忽略了胡族与门阀的发展.当尘埃落定,司马越掌权时,中原地区的宗王势力被扫荡一空,国家疲敝,而鲜卑、匈奴、羯氐已悄悄进入王朝腹地,他们轻而易举的消灭了西晋的残余势力,从此神州陆沉,五胡乱中华.侥幸过江南渡的“五马”则由于势单力薄,被强大起来的门阀士族玩弄于股掌之间,司马氏的权力不可避免地下移到异姓大族手中,只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异姓大族才没有改朝换代,而是平行于甚至凌驾于司马氏皇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此一家的门阀政治.